一、《資治通鑒》和《通誌》
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學取得輝煌成就的時代；早於北宋建立的遼和先於南宋滅亡的金，同兩宋的關係至為密切，它們在發展史學上的成就豐富了中華民族史學的內容。
兩宋史學，在通史撰述、當代史撰述和曆史文獻學方麵都有巨大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學術史和史學批評方麵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資治通鑒》和《通誌》是宋代史學上影響最大的兩部通史著作。
《資治通鑒》，北宋司馬光（1019—1086年）主編，劉恕、範祖禹、劉攽分撰，最後由司馬光刪削、修訂成書。全書二九四卷，編年記事，上限起自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前403年），以示“周雖未滅，王製盡矣”，下限迄於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以銜本朝國史，是一部包含了1362年史事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同時，司馬光還撰有《資治通鑒目錄》三十卷，“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1]。《目錄》相當於大事編年提要，《考異》以明史料取舍之故，與本書相輔而行。《資治通鑒》繼承了《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統史》等書的傳統和優點，把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成熟的階段。
《資治通鑒》記事連貫而豐贍，擴大了編年體史書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容量。所記內容以政治、軍事、民族關係等為主，兼及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和重要曆史人物。在豐富、紛繁的曆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而特意詳述，以達到“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2]，為現實提供借鑒的目的。清人王夫之認為，《資治通鑒》包含了“君道”“臣誼”“國是”“民情”等多方麵內容，證明它在曆史借鑒方麵有廣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