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史書成績斐然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經曆了多途發展的曆程。隋唐五代時期，史學在發展中出現了新的重要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皇家設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史館，完善了史官製度，官修史書成績斐然。第二個轉折，是產生了對史學工作進行總結的專書，史學批評趨於成熟，標誌著史學的發展進入了更加自覺的階段。第三個轉折，是在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長期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成熟的典製體史書巨著，這一新的表現形式豐富了史學的內涵，擴大了曆史撰述領域。第四個轉折，是通史撰述呈現出複興的趨勢。這些重要轉折，從不同的方麵反映出這個時期的曆史特點和史學特點，並對後來的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裏，先說第一個轉折。
隋皇朝在史學上有兩件大事。第一件事，開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1]這表明皇家要壟斷修史，魏晉以來私人修史之風的勢頭顯然受到抑製。第二件事，是“《漢書》學”的興盛。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漢聖”。楊汪學於劉臻，後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為一時之盛況。蕭該、包愷更是《漢書》學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2]。這兩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統治者的曆史意識的強化。
唐皇朝曆史意識的強化是另一種表現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氣魄，下詔修撰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為唐代史學發展奠定了格局。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設史館於禁中，複詔諸大臣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紀傳同時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書坑儒”、隋煬帝“尤疾學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3]。五代史紀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