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多途發展的氣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王朝的迭起、對峙和大規模的民族遷移活動，以及門閥地主在政治上的活躍和中外交通的發展等曆史特點，史學出現了多途發展的氣象。其具體表現是史風旺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劇增而種類繁多。這是秦漢時期史學所不能比擬的。
這時期的史官製度有了新的發展，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是專掌史任的；南朝，又有修史學士的設立。其中，不乏“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1]；另外，由於私家修史之風的盛行，一批“揮翰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適時而起。[2]370年間，史家輩出，蔚為壯觀。
這個時期的史書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繁多，可以從《隋書·經籍誌》同《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史書的比較中得其大體。《漢誌》以史書附於《春秋》。之後，凡十二種，五百五十二篇。《隋誌》分經籍為四部，其史部又分史書為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共著錄史書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3]這些史書，絕大部分出於這一時期的史家之手。它們約占《隋誌》四部書種數五分之一弱，卷數三分之一強。西漢時，史學一度附屬於經學。自司馬遷倡導史學“成一家之言”，激發了史家更高的自覺意識。而史學真正成為泱泱大國之學，則在這時。
史書獨立為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為十三類，足以反映其多途發展的氣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視：“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4]劉知幾《史通》除有《古今正史》專篇（含編年體史書），還有《雜述》篇列舉“史氏流別，殊途並騖”的盛況。他把“史氏流別”概括為十種：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此外，南朝蕭統編纂《文選》，專立“史論”一目。劉勰撰《文心雕龍》，有《史傳》篇，是關於史學批評的專文。史注也大為發展，裴駰《史記集解》、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音義》、裴鬆之《三國誌注》、劉昭《續漢書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自注，皆史注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