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與漢初曆史思想的發展
秦漢的政治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這種政治統一給予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了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秦始皇在完成統一事業之後，在總結曆史經驗上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麵，即認識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因此，他采納李斯的建議，不為封國而設郡縣，這在曆史認識和政治實踐上都是一件大事。可惜秦始皇沒有把總結曆史經驗的工作繼續下去，竟然演出了“非秦記皆燒之”的史學悲劇，而且殃及《詩》《書》、百家語，接著又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人不敢再道及秦國以外的曆史。[1]秦始皇用“焚書坑儒”的辦法來統一思想，這不僅是史學工作的失誤，而且是政治統治的失誤。
劉邦作為楚漢戰爭的勝利者，在建立西漢王朝以後，起初也不曾想到總結曆史經驗的重要。他的高明之處，是適時地接受了陸賈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啟發，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於是，陸賈“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可以想見，劉邦君臣為鞏固政治統治而如此重視總結曆史經驗，這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深沉而又富有生氣的場麵！從史學上看，這無疑推動了人們的曆史思想的發展。陸賈根據“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這一認識[2]，指出秦朝的統治者不懂得這個道理：“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3]他強調曆史與現實的聯係，認為：“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4]《新語》作為漢初統治者總結曆史經驗的第一部史論和政論，它的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對當時和後世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