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意識與史學意識
一、曆史意識
在文字產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曆史意識，這從口口相傳的神話、傳說中得以反映出來，其中包含著先民對自身曆史的記憶。在文字出現以後，先民的這種原始曆史意識逐漸發展為自覺的曆史意識，這從卜辭、金文、官文書和史官記事中得以反映出來，其中包含著對時事的記載和對曆史的追述。《尚書·召誥》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這意謂我們不能不以夏為鑒戒，也不能不以殷為鑒戒。又說：“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這意謂君臣上下，常把憂慮放在心裏，這樣才差不多可以說：我們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夠像夏那樣經曆久遠的年代，才不至於經曆像殷那樣的年代。我們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樂使上天高興，以便從上天那裏接受永久的大命。[1]《詩經·大雅·**》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2]這種曆史鑒戒思想所反映出來的，正是一種很強烈的自覺曆史意識。周人關於先祖和王朝的頌詩，見《詩經·大雅》中的許多篇章，也都反映出這種自覺的曆史意識。卜辭和金文所記大多關於時事，它們作為文字記載由簡而繁的確證，其中包含了後來作為曆史記載的幾個主要因素，即時間、地點、人物、活動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辭中有關祭祀祖先的記載，涉及殷王朝的世係，則已包含了追尋曆史的意識。金文中“子子孫孫永寶用”的觀念，反映出希望現實不被未來遺忘的曆史意識。《大盂鼎》銘文關於殷人因酗酒而“喪師”的記載，同上引《尚書》《詩經》中的話屬於同一種含義，也是自覺的曆史意識的反映。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據《周官》《禮記》等書所記，古代史官名稱很多，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別。史官職責亦各有異：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曲禮上》還說：“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這表明史官對所記之事在選擇上和處理上的不同。在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代文獻之一《尚書》中，講到了“冊”與“典”。如《多士》篇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金縢》篇稱：“史乃冊祝。”《顧命》篇記：“太史秉書”，“禦王冊命”。冊、典、誌、記言、記事等，都同史官的活動相關聯。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先後出現了“國史”，編年紀事。這些國史，當時統稱為“春秋”，也有稱為“乘”和“檮杌”的。這個時期，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史官，周王室的史伯，晉國的董狐、史墨，齊國的太史、南史，楚國的倚相，各以其見識、博學和秉筆直書的精神受到後人的稱頌。春秋末年，孔子據《魯春秋》而寫出編年體史書《春秋》，成為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自此以後，直至清代，在大約2500年間，史官以及並非史官的史家層出不窮，代有名家。他們世代相承，把中華民族的自覺的曆史意識傳承和發展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