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外一種(第二卷)

史學批評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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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批評的不同視角和層次

一、史學家和史學批評

史學家的思想和撰述一旦成為某種社會表現形態,即以各種形式的著作出現,它就成了社會的一種精神產品,從而也就必然要接受社會的評論。在階級社會中,這種社會的評論無疑總會帶著階級的烙印。同時,每一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一思想史上的規律,也會鮮明地反映在這種社會的評論之中。此外,社會中不同身份的人,也會從各自的視角來評論各種史學成果,反映出在史學批評上不同的層次和要求。所謂不同的視角、層次、要求,隻是相對來說,並沒有絕對的界限。

這裏先說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在以前各篇中,已經講到了不少史學家和史學批評的關係。現在我從另外一個方麵來說明這層關係,即史書中為史家立傳的問題。

史書為史家立傳,尤其是曆代正史為史家立傳,反映了後輩史家對前輩史家業績之社會影響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對史家及其撰述成果為社會生活中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認識。《漢書》為司馬遷立傳,《後漢書》為班彪、班固、班昭(曹世叔妻)立傳,也為蔡邕、荀悅、劉珍等立傳,就反映了這種情況。班固批評司馬遷《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這反映了他對司馬遷曆史思想的見解;同時又引用劉向、揚雄等人的話,說《史記》可稱為“實錄”[1],這說明了《史記》的社會影響。範曄認為:“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2]他說的“大義”,不隻是從史學意義上來看,也包含了社會評價的尺度。《隋書·經籍誌二》正史類後序在講到《東觀漢記》《三國誌》的撰述後說:“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所謂“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是說它們在史學上的影響;“皆擬班、馬,以為正史”,這就講到它們的社會和曆史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