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批評的批評
一、批評之批評的曆史
大凡有影響的史學批評，都會在其後引出一連串關於批評的批評，以至於形成一段批評之批評的曆史。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發展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孔子對董狐的評論，《左傳》、孟子對《春秋》的評論，《國語》對左史倚相的評論等，都引發後人在此基礎上的許多評論。班彪、班固對《史記》的評論，張輔關於《史記》《漢書》比較的評論等，在一二千年中不斷地被後人評論，成為《史記》《漢書》評論長河的濫觴。劉知幾披閱群史，評論眾家，不僅涉及許多前人的評論，尤其為後來曆代史家提供了評論的目標。所有這些，匯合成了汪洋的史學批評之批評的曆史。
這種現象說明，史學批評作為史家對史學的一種認識活動，同人類對曆史的認識活動一樣，並不是一人一時所能完成的。顧炎武說：“天下之理無窮”，“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1]。這說的是他自己對於治學的認識和境界，但這句話卻具有認識論上的真理價值。史學批評之批評的曆史，從一個方麵反映了曆代史家對於史學不斷認識的規律。劉知幾自敘其少年時代讀史的心得和感受時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範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2]這段話或許有所誇張，但它生動地反映了史學批評確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的這一認識規律。當然，年輕時期的劉知幾對於史學批評之批評，還沒有自覺的意識，隻是停留在“暗合於古人”的階段。而在他撰寫《史通》時，便明確地認識到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其中便包含了對史學批評之批評的自覺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