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說史學批評的活力
一、比較——一個古老的批評方法
比較的方法，在中國史學上，不論是關於曆史的比較，還是關於史學的比較，都有長久的淵源和廣泛的運用。從史學批評來看，也是如此。《隋書·經籍誌》著錄的不著撰人之《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魏犬長秋撰《春秋三傳論》十卷，東晉博士胡訥撰《春秋三傳評》十卷。這些，可能是較早而又較係統地通過比較對“三傳”進行評論的著作。從《晉書·禮誌中》和《禮誌下》三處記胡訥的言論來看，他的《春秋三傳評》，當著眼於禮製的討論。
西晉張輔以班固跟司馬遷比較，認為班固《漢書》在幾個方麵不如司馬遷《史記》，故司馬遷終不愧為“良史”。他論道：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1]
張輔從史文煩省、采撰得失、褒貶當否三個方麵，明確指出班固不如司馬遷。又從創造與因循有難易之別，以及司馬遷在“述辯士”與“敘實錄”的表述上有不同的處理而顯示出鮮明的特色這兩個方麵，進一步強調司馬遷堪稱良史。
張輔對《史記》《漢書》的比較和批評，引起後人千年聚訟，見仁見智，曆代多有。對於張輔來說，這種聚訟，實在是不幸多於有幸。這是因為，後人對張輔上述論點的爭論，基本上隻限於有關史文煩省的方麵，而很少對他的上述比較和批評做全麵的評價。比如，他提出的“良史述事”的原則，指出司馬遷“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這種表述上的特色，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可惜的是，人們在“五十萬言”與“八十萬言”孰優孰劣上做了不少文章，好像張輔對《史記》《漢書》的比較和批評僅限於此，這不是張輔的不幸嗎！盡管如此，後來《史記》《漢書》比較發展成為專門之學，張輔的方法和論點，終不曾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