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批評的方法論舉例
一、三史是非和史學批評方法論
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關於國史、野史、家史的評論，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它們在史學價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著不少爭論。這些看法和爭論，從一個方麵反映出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方法論問題。
明代史家王世貞針對本朝的史學，就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闡述了精辟的見解。他說：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1]
這一段話，概括地指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麵及其終於“不可廢”的方麵，言簡意賅，可謂史學批評上的確論。其中，包含著在史學批評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反映了王世貞的卓見。他總結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諛而善溢真”的三種情況及其有關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論的意義。
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這是經過漫長的道路和反複的認識才達到的。
二、“人恣”與“蔽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這種情況當然不限於明代史學。《史通·古今正史》關於唐初以前國史撰述的批評，頗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現象。如此書借用班彪的話，批評揚雄、劉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批評曹魏王沈《魏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指出十六國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劉淵時史事及功臣傳，“甚得良史之體”，但遭到他人誣陷，被劉聰“怒而誅之”。後趙石勒時，史臣徐光、宗曆、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還有其他史臣“相次撰述”；而至石虎時，“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後燕董統撰國史“後書”三十卷，“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前秦史官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撰述國史，苻堅見書苟太後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北魏史官崔浩“敘述國事，無所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由此而致“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唐高宗、武則天時，史臣許敬宗所撰國史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從劉知幾的這些批評來看，可見王世貞所說的“人恣”這個“恣”字，真是入木三分。國史一般出於官修，因有權勢作為後盾，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對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縱的做法。上述諸例，概而言之，有兩種恣意放縱的做法。一是出於史官本人，如許敬宗撰史，“曲希時旨”“猥飾私憾”。結果是“凡有毀譽，多非實錄”。二是出於最高統治者，如劉聰之誅公師彧、石虎之刊削國史、苻堅之焚滅國史，以及拓跋燾之誅崔浩、夷三族、殺同作、廢史官。其結果，都使曆史真相被掩蔽起來。這兩種情況，殊途同歸，對曆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