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曆史評論的評論
一、豐富的曆史評論遺產
從很早的時候起，中國史書就十分重視史論。這裏說的史論，是指史家對自己或他人記述的曆史所發表的評論，如《左傳》中的“君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漢書》中的“讚曰”等。在《史記》《漢書》等“正史”中，書、誌、表、類傳的序，也是史論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後來所產生的許多曆史撰述中，史論多占有重要的位置，成為史家表達曆史見識的主要方式之一。杜佑《通典》的史論，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史論，是唐宋時期史論的傑作。中國古代的史論，還有專文和專書的形式：前者如賈誼的《過秦論》、柳宗元的《封建論》，後者如範祖禹的《唐鑒》、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及《宋論》，都是名作。
中國古代史學中的史論包含了豐富的思想遺產，表明了古代史家從來不是把自己置身於曆史之外、對曆史做“純客觀”的描述，而是通過史論表達對曆史的看法，使主體和客體統一起來。這是一種積極的曆史撰述思想和態度。有一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即認為中國史學隻有對曆史的描述而沒有對曆史的解釋和分析，解釋和分析曆史是西方史學的特點，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其實，中國古代史論對曆史的解釋和分析，不論在關於曆史進程方麵，還是在關於重大事件和曆史人物方麵，都有廣泛的涉及，也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對於這一部分史學遺產，尚待做綜合的整理和研究。
二、“精意深旨”與“筆勢縱放”
史家對曆史評論的重視和評論，自漢代以後，反映得越來越突出。司馬遷是重視曆史評論的，他的《史記》的史論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史學價值。不過，由於曆史見解的迥異，他的曆史評論也遭到後人的激烈批評。班彪批評司馬遷“論議淺而不篤”，他說：“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1]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讚》，所說大致與此相同。這表明，班氏父子在評論《史記》時，是很重視司馬遷的史論的。這也從根本上顯示出了馬、班的異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