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當彭澤縣令，隻有八十多天，因為不願對上司迎來送往，低眉斂容，因而棄職歸隱，高風亮節，很是受到人們的讚譽。但我想，如果陶縣令沒有田園可歸怎麽辦？他雖沒有良田千頃，但還是有個退隱之處。人們隻要讀讀他的名篇《歸去來兮辭》就很清楚。“童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鬆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這種生活自是快意，絕無衣食之慮。進退自如，能官則官，不官則隱。在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做官的大都是地主出身，最不濟的也是個小地主，都有負廓之田，因而有業可恃，有退身之處。要不然，不為五鬥米折腰，雖願為也難為也。
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又不一樣。隨著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製度的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沒有人身依附關係，沒有人格高低，按製度辦事，不存在誰對誰折腰不折腰的問題。所以封建社會通行的那種氣節觀不存在。當然也會有另一種問題，如任滿，如落選，如辭退。他們不為官可以為商、為學，總之，他們有一技之長，可以生存下去。可以這樣說，封建社會的官，他的退路，是家中有地；資本主義社會的官，他的退路，是身上有藝。總統任滿，可以當教授、當董事長或什麽公司的高管之類。
社會主義社會怎麽辦？在革命勝利後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官員，即各級幹部，是以革命為職業的職業革命者。他們沒有財產，我們的革命本來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他們不允許有私有財產，也不可能有財產。即使出身有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早已與原來的家庭劃清界限。經過土改和三大改造原來的有產者也已變為無產者。他們的唯一職業就是“做官”即當幹部。按規定退休之後也無衣食之慮。這是應該的，這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這種製度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幹部除了當幹部，別無其他生活之途。因為他們既不像封建社會的官員，家裏有地；也不像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員，身上有藝。可以說，他們唯一的長處就是當幹部。如果出了問題，例如，犯錯誤、被開除、被處分之類，一旦離開工作就無法生存，如同魚離開水一樣。這種對職位的依賴性，不會出現主動辭職的問題，更不會出現“不為五鬥米折腰”掛冠而去的問題。這種幹部製度有我們的優點，即幹部對事業的忠誠，但也有我們的問題，即一支不斷擴大依靠皇糧的沒有專業特長的幹部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