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文文化的發展不同。科學技術的發展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生產的需要比十個大學更能推動科技的發展。社會不安定，經濟不發展，戰亂頻仍，民生凋敝，不可能有科學技術的進步。
文學不同，它並不直接決定於經濟的發展水平，而是決定於社會矛盾的狀況。因為文學直接麵對的是社會。社會的苦難、人民的痛苦，更能有益於文學創作。有句話叫“國家不幸詩人幸”，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毛澤東在關於魏晉文學與哲學的談話中，讚揚這個時代的文學和哲學，讚揚此時文人的思想解放。可魏晉時代社會的戰亂和政治鬥爭的殘酷，與漢代尤其是文景之治時期相比，堪稱亂世，很難並論。同樣，中國在近百年的革命和戰爭中，文學有許多創造，可民生凋敝，科學技術落後。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都是如此。隻有革命勝利，有了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家，發展科學技術才是可能的。可這個時期，文學與詩歌並不見得比苦難歲月更輝煌。
哲學與文學有類似之處。哲學雖然不直接反映苦難，不是直接為苦難而呼喚和呐喊，但關注社會的哲學家們會注意對苦難的反思。它不是描寫苦難而是理解苦難，從最深層次來把握苦難。因而哲學的繁榮和高漲時期並不是太平盛世，而往往是問題成堆矛盾尖銳需要哲學思考的時代。從這個意義說，哲學產生於危難的時代。越是時代苦難重重，越是需要理性探索，需要哲學思考。社會矛盾尖銳化不停地推動哲學家追求真理和詩人呐喊的**。考察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史都能發現，一個國家民族的科學技術進步與文學藝術哲學的繁榮並不完全同步。
哲學家與詩人還有一點是相同的，一般都比較貧困。有人說，詩人是夜鶯，假如翅膀上墜著黃金就不會歌唱。假如哲學家腰纏萬貫，也就不會關注社會矛盾。這是不是說，詩人永遠是窮人，哲學家應該永遠安於貧困呢？不是的。作為一種專業和作為個人是不同的。有的詩人和哲學家作為個人可以是富人，但給他帶來財富的並不直接是他的詩和哲學，而是他們擁有的其他的生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