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李秀林。我們在彼此的挫折中，更強化了這種友誼。
秀林是我們係最優秀的教員，更是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研室的學科帶頭人。他對哲學教研室學科領先地位的確立功勞很大。20世紀60年代他曾參加艾思奇主編的全國通用的哲學教材的編寫。人民大學複校以後，他又陸續參與主編適用於專業和文科的兩種《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教材。這兩種教材，不斷加印，一版再版。不僅我們係用，全國許多學校都用。印數之多，影響之大，在同類教材中是絕無僅有的，確實是“洛陽紙貴”。
▲ 攝於1954年研究班學習時。後排左二為李秀林。“八路棉服赤子心，山南海北分外親。滿臉燦爛陽光照，沐浴真理向光明。”我們都是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第一次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研究班三年是我哲學一生的關鍵歲月。
一提到秀林，我們就會想到他參與主編的教材；一提到哲學原理教材，我們就會想到秀林。這種聯想是很自然的。不僅是因為秀林對這兩部教材的編寫貢獻最大，而且是因為教材的影響大。一本好的教材，不僅對學生學習十分重要，而且代表的是一個係的總體水平，表現的是這個教研室全體教員的凝聚力與學術和諧。可以說，一本好的教材就是這個係的標誌物。我就親耳聽見有的外校青年教師對秀林說，“您的教材是我的領路人”。這不是客氣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兩本教材的巨大作用。
要辦好哲學係，一定要重視教材建設。我們當然要重視科研，一本好的教材必須以科研成果為支撐；我們更應重視教學實踐，一本好的教材必須以總結教學實踐經驗為基礎。但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吸收到教材中，它的作用和影響是有限的；教學經驗如果不能被編寫教材時作為學生接受水平和需要的依據，這種經驗隻屬於教員個人而不能成為“公共財富”。可以說，秀林主編的教材，這兩方麵都注意到了，既有深度又適於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