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西方美學史 第7卷 二十世紀美學 下

第九節 蘇卡爾事件和後現代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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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夏之交,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著名的“文化和政治分析”學術季刊《社會文本》的專號“科學戰爭”發表了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蘇卡爾(Alan Sokal)的一篇論文,題為《逾越邊界:邁向量子重力學的變革性闡釋學》。蘇卡爾是“公理場論之父”懷特曼(Arthur Wightman)的學生,他深以自己的左派和女性主義立場為榮,並曾在美國威脅下的桑定政權中的尼加拉瓜大學教過數學。

文章的開篇以挑戰的筆調寫道:“很多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一貫否認社會與文化批判的學科能夠對他們的研究起任何作用。沒有多少人承認他們世界觀的根基必須依照這種批判來重建。他們寧願固守一種信條,一種由長期的啟蒙主義霸權在西方知識格局中所形成的信條,可以將之概括如下:存在一個外在的世界,其性質獨立於任何個人或人類整體,而隱含於一些‘外在的’物理規律之中;通過由(所謂的)‘科學方法’配置的‘客觀’程序及嚴格的認識論檢測,人們可以獲得可靠的(雖是不完備和暫時的)關於這些規律的知識。”[196]

蘇卡爾繼而聲稱,21世紀科學所經曆的深刻觀念轉移,有力地挑戰了這套笛卡兒—牛頓式的形而上學,科學哲學和曆史的新近研究進一步質疑其可信性,而最近女性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批判已經揭開了西方主流科學實踐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其隱藏在“客觀性”表象之下的意識形態控製。他的論文試圖在這條路徑中邁出新的一步:通過討論量子重力學(一門據稱是綜合了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學新分支)的最新發展表明,科學所依賴的時空、幾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為相對的、可疑的。這一觀念革命對未來“後現代的、解放的科學”和社會政治運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