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一百年來經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或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三大階段的發展，其內在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已經基本解體，尤其是後現代女性主義正式登場後，女性主義思想許多立論的基點已經受到根本性的質疑。由此形成的多元化的女性主義研究格局，是否會成為女性主義理論重獲新生的基點，也許仍然是一個疑問，但是，女性主義理論本身卻因此獲得了一個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否定的機遇。
與女性主義一樣，後現代主義本身是一個龐大鬆散的理論思潮，然而以啟蒙理性為代表的宏大敘事的合法性，則是後現代主義思潮較為一致的消解目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是兩個並行發展的政治文化流派，而且關注的焦點各不相同，後現代主義更偏重於哲學上的創新，女性主義主義則更關注社會批判。按照南希·弗雷澤與琳達·尼科爾森的觀點，“它們兩者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令人深感不安的距離”，而且“各自對對方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批判。後現代主義認為女性主義理論沒有能夠擺脫本質主義的影響，而女性主義則認為後現代主義仍是男性主義的，而且在政治上過於天真”。[185]但是，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在顛覆普遍性、確定性的宏大敘事和現存的等級秩序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中，仍能找到許多共同語言，而且這種本質的相似性甚至有可能超出社會批判的範疇，歸根到底，兩者都致力於擊碎以肉體與心靈、物質與精神、自我與他人、世界與神性等二元論為基礎建構的統治—服從關係。事實上，後現代主義不僅為女性主義提供了反抗父權製統治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論工具，而且也為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傳統女性主義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