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1925— ）對他所經曆過的各種社會製度來說，都是一種“另類”的存在。他經曆過法西斯主義，曾在波蘭社會主義製度下生活過，1968年從波蘭被驅逐，1971年到資本主義的英國定居，然而，他始終同所有這些製度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可以說，社會學的文化資源、西方知識分子傳統的遺產、各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和獨特豐富的生命體驗，構成了鮑曼既富於想象力又極具社會學洞察力的力量源泉。對於鮑曼而言，社會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對社會生活積極的自我反思的一種形式，鮑曼的思想觸角延伸到了我們時代許多最令人困惑的變化以及最迫切的問題，從現代性的命運、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工業社會，到思想史、社會哲學、文化研究等領域，鮑曼都取得了極高的學術成就。在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社會學著作中，他從不畏懼提出根本性的問題，即使這些問題會令人很不舒服，這些著作包括《朝向一種批判的社會學》（1976年）、《闡釋學與社會科學：理解的方法》（1978年）、《階級的記憶》（1982年）、《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1987年）、《自南》（1988年）、《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年）、《社會學式地思考》（1990年）、《同化的悖論》（1990年）、《現代性與矛盾狀態》（1991年）、《必死性、不朽性與其他生活策略》（1992年）、《後現代性的通告》（1992年）、《後現代倫理學》（1993年）、《碎片中的生活：關於後現代道德的論文集》（1995年）、《後現代性極其不滿》（1997年）、《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1998年），以及《全球化：人的後果》（1998年）。顯然，鮑曼的寫作在主題上具有一貫性，但他卻不是一位體係的創造者，從1971年至1990年他在英國利茲大學社會學係擔任了二十年首席教授，但他從未標榜自己創立了某個社會學學派，而且總是低調處理自己的公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