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資本的積累首先是處於具體狀態之中的，即我們稱之為文化、教育、修養的形式，這一狀態是與身體密切相關的，必須由投資者親曆親為，它包含了勞動力的變化和同化，而且極費時間，就像肌肉發達的體格或被太陽曬黑的皮膚無法由他人代勞一樣。這一個人性的投入，除了時間的投資外，還包括社會性建構的力比多（性欲）形式的投資，如你在從事某項活動時，可能需要克製自己，忍受某種匱乏，需要作出某種犧牲。這種具體化的文化資本是轉化成為個人的組成部分的外部財富，它與金錢、財產權、貴族頭銜等不同，無法通過饋贈、購買或交換來即時性地傳遞。文化資本的獲取不需要經過精心策劃，它是在無意中被獲取的，而且總是被烙上最初條件的痕跡，例如某一階級或地區的發音特征等烙印，往往決定了某些文化資本區別於其他文化資本的價值。在布爾迪厄看來，“文化資本的積累不能超越個別行動者及其表現能力，它隨其擁有者（生物的能力、記憶等）一起衰弱和消亡。因為它與個人及其生物特性有著無數種方式的聯係，並且從屬於一種繼承性的傳遞，這種傳遞總是被掩蓋得麵目全非，甚至被掩蓋得無影無蹤……文化資本的傳遞和獲取的社會條件，比經濟資本具有更多的偽裝，因此文化資本預先就作為象征資本而起作用，即人們並不承認文化資本是一種資本，而隻承認它是一種合法的能力，隻認為它是一種能得到社會承認（也許是誤認）的權威”。[134]
文化資本的象征性功效的最有力的原則，無疑存在於它的傳遞邏輯之中，文化資本的傳遞是資本的繼承性傳遞的最佳隱蔽方式。布爾迪厄認為，我們能夠觀察到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聯係，是獲取資本所需的時間的差異，即家庭所傳遞的文化資本，體現在傳遞和積累的工作是在什麽年齡開始的。某個特定的個人是否能夠延長其獲取資本過程的時間長度，取決於他的家庭為他提供的自由時間的長度，從經濟必需中擺脫出來的自由時間，是最初積累的先決條件。“更精確的說，這是因為在家庭內部有效地傳遞的文化資本，不僅取決於花費時間積累的、家庭小團體所占有的文化資本的數量，而且也取決於（通過經濟資本，這種資本使文化資本能購買他人的時間）能夠用到文化資本上的可用時間（尤其以母親的自由時間為表現形式），正是這兩者保證了這種資本的傳遞。通過延長受教育的時間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的確能帶來某些收益，但是這種投資隻有在很久以後才能得到回報。”[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