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具有獨創性的是，布魯姆進一步從強者詩人的生命循環中，“追蹤出”了六種有效的修正方式即修正比：偏移（clinamen）、碎片（tessera）、由高到低（kenosis）、魔鬼化（daemonisation）、自我約束（askesis）和重現（apophrades）。這六種修正比也就是後來者詩人與前驅詩人的六種文本間的關係。布魯姆所說的“對抗式批評”就是通過揭示這些關係來顯示詩人之間的關係，在破碎的文本互涉形式中恢複詩歌的意義。
第一種是偏移（clinamen）。這個詞借自哲學家盧克萊修，原意是指原子的偏移能使宇宙發生變化。布魯姆用它來指對詩歌的有意的偏移和誤讀。後來的詩人要對前人的詩歌進行有意的誤讀，從而確立自我的神話，因而詩歌的影響也就是通過誤讀而進行的，它是一種創造性的校正，以此來和自己的前輩相分離。也就是說，詩人給前驅者定位，然後從這個位置上偏離。可以說，文藝複興以來的西方詩歌的主要傳統乃是一部歪曲和誤解的曆史，是反常和隨心所欲的修正的曆史，現代詩歌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127]
第二種是碎片（tessera），意思是“續完和對偶”。這個名詞借自古代的神秘儀式，來表示認可身份的憑證，在本書中是指以一種逆向對照的方式來續完前人的詩篇。這裏所說的“對偶”，是指尋求自身對立麵的探索者，並以此來尋求自己的“自我”。布魯姆認為，新人和前驅的關係就好像某種強迫型的神經官能症，它的特征是一種強烈的雙重情感，從這種情感中派生出的是一種挽救和救贖的模式，這種挽救和救贖的模式在詩的誤讀過程中成了製約著強者詩人生命循環的各階段的聯係的準儀式。因此，在tessera中，後來的詩人提供自己的想象力告訴他自己能夠使原來被縮短的前驅的詩歌變得完整。所以這種修正是一種救贖式的誤讀，它使後來的詩人相信，“如果不把前驅的語詞看作新人新完成或擴充的語詞而進行補救的話，前驅的語詞就會被磨平掉”[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