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美學主潮在理論上具有一係列曆史性的對立；它們的形成與發展也都有各自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決不是偶然出現的。
一 兩種傾向：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
20世紀西方美學的兩大主潮——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就其理論傾向而言，大體上表現為非理性主義對理性主義的衝突。
西方傳統哲學中，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並無根本衝突。早在古希臘，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動物，人對世界的科學認識與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視為人之為人、人高於動物的本質所在。文藝複興之後，中世紀人對神的依附、盲從與迷信為人對自身理性的肯定所代替。自然科學的一係列新發現，不僅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也無限提高了人對自身理性（主要是科學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則來建立一個新世界，成為17、18世紀西方先進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一切過去的事物都要被拉到“理性法庭”上加以重新審視。那個時代，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是完全一致的，理性原則是人本主義的核心尺度。
但是，19世紀開始，人本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出現了裂痕。在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黑格爾的理性主義體係尚占統治地位之際，叔本華的唯意誌論亦已誕生，緊接著是尼采哲學問世。他們兩人的人生態度不同，一持悲觀主義，一持樂觀主義，但高揚生命意誌、貶抑科學理性的傾向則如出一轍。這樣，人本主義內部就出現了分歧：人的本質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現代人本主義就從此轉向了非理性主義。而堅持科學理性主義的實證主義思潮等則逐漸脫離人本主義而走向科學主義。
這兩種傾向的對立體現在許多方麵：
第一，對“科學”的理解。
在近代西方理性主義鼎盛的17、18世紀，從笛卡兒到康德，都把科學局限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之內。康德在對“純粹理性”作“批判”性考察時認為，隻有自然科學與數學才算得上“科學”，隻有與自然科學相對應的人類的科學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這樣，就在實際上把人文科學完全排除在“科學”範圍之外。這種傳統“科學”觀首先遭到叔本華與尼采的攻擊，但他們對科學的範圍並無不同看法，隻是對自然科學及與其相關的科學理性進行抨擊，認為理性壓抑了人類的生命意誌。現代生命哲學的創立者、“解釋學”之父狄爾泰則把人文科學也納入真正科學的範圍之中。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自然世界與人文—曆史世界兩大部分組成的。自然世界是機械的，人文世界則充滿著生命的躍動、心靈的自由和精神的創造。與此相對應，人類知識也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部分。由於人文世界極其廣泛，包括人的一切行為、活動及其各種物質和精神產品，人的生命和經驗及其各種表達形式，因此，若用純機械的、因果論的自然科學方法是無法把握的。有生命的精神世界的活動隻能用精神科學的方法即解釋學方法才能理解和說明。這樣，狄爾泰就為人文科學（精神科學）奪得了一席“科學”的地盤，以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與此相關，他看到了自然科學理性的局限，即不能把握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