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在美學上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對笑、滑稽和喜劇範疇及其意義的研究了，與此相關，也涉及悲劇理論。他有關笑、滑稽、喜劇、悲劇的探討，也是從生命衝動和綿延理論出發的。
一 關於笑與滑稽的意義
柏格森從三個大層次即：形式和動作的滑稽、情景和語言的滑稽、性格的滑稽，層層遞進，深入地、多方麵地開掘了笑與滑稽範疇的豐富內涵，揭示了造成滑稽的根本原因。
他首先從泛論滑稽入手，對造成滑稽的最一般條件和因素作了經驗性的描述，指出以下三點：（1）滑稽是人所特有的現象，“在真正是屬人的範圍以外無所謂滑稽”，動物若引起滑稽乃是與人有關；（2）滑稽引起的笑是“一種不動感情的心理狀態”，情感、憐憫、愛是“笑的最大敵人”，“滑稽訴之於純粹的智力活動”；（3）滑稽和笑有群體性、社會性，“笑必須適應共同生活的某些要求。笑必須有社會意義”，因此，要理解笑，必須把笑“放在社會之中”，明確“笑的功利作用”即“社會作用”。這三點概括起來是：“當一群人全都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他們當中的某一個人身上，不動感情，而隻運用智力的時候，就產生滑稽。”
接著，柏格森又從生活中引起笑的一些實例出發，指出，由於缺乏靈活性，“由於僵硬或是慣性的作用”，當外界情況改變時，仍“循著直線方向機械地前進”，這種“心不在焉”[1]的機械的僵硬造成同生活環境的不協調而變得可笑；而且滑稽這種“自動機械的動作”是“無意識的”，“一個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他進而認為，笑具有一種社會功能，就是糾正社會生活中滑稽一類不適應社會群體活動的離心傾向。他是從作為生命活動的社會機體的正常運行來論證這一點的。他說，生活與社會要求人們的身體與精神有一定的彈性以適應整個社會運行狀況。從社會成員方麵說，“緊張與彈力，這就是由生命（按：原譯為‘生活’）發動的兩種相輔相成的力量”，若缺乏這兩種力量，就會造成種種身體疾病或心理缺陷，與社會生活不相適應；從社會方麵說，社會擔心其成員“聽任習慣勢力的機械性去擺布”而造成互相間的不平衡，“社會要求人們經常作出自覺努力來互相適應。性格、精神甚至身體的任何僵硬都是社會所需要提防的，因為這可能表示有一部分活力在沉睡，有一部分活力孤立起來了，有一種與社會運行的共同中心相脫離的趨勢，也就是一種離心的傾向”。對這種阻抑生命活力的“僵硬”（滑稽）的離心傾向，社會無法采取物質製裁，而隻能用一種姿態來對付，“笑就應該是這樣一種東西，就應該是一種社會姿態。笑通過它所引起的畏懼心理，來製裁離心的行為”，“使一切可能在社會機體表麵刻板僵化的東西恢複靈活”；笑要“消除”種種僵硬的趨勢，“使社會成員能有最大限度的彈性，最高限度的群體性。這種僵硬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對它的懲罰”。[2]在柏格森這些論述中，顯然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社會作為整個實在的一部分也是綿延，也是生命有機體。在社會機體中，成員們的某些習慣力量造成的機械、僵硬行為即滑稽，是與生命之流對立的，是阻抑活力的，是不適應社會需要的；社會就通過笑的手段來製裁、懲罰、糾正這種惰性的僵化趨勢，恢複其成員的活力，維係社會機體生機勃勃的正常運行。可見，柏格森“滑稽”說的基礎仍然是生命哲學。不過，他認為笑與滑稽兩個範疇不同於其他美學範疇，它們不是純粹的美學範疇。一方麵，“笑當中也有美學內容，因為滑稽正是產生於當社會和個人擺脫了保存自己的操心，而開始把自己當作藝術品看待的那一刻”；另一方麵，“笑並不屬於純粹美學的範疇，它追求改善關係這樣一個功利的目的”，即追求調節社會關係、克服僵硬，恢複活力的目的。據此，柏格森稱“滑稽是搖擺於生活和藝術之間的”，即搖擺於功利與審美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