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命直覺主義出發，柏格森把藝術提高到與哲學同等的地位，即藝術直接認識與把握實在和綿延。
柏格森對藝術本質和目的的界定是：“藝術不過是對於實在的更為直接的觀看罷了。”[1]他認為，實在作為綿延和生命之流，作為自然本身，並非直接與人的感官與意識接觸，通常人們並不能直接感受到、認識到實在，這是“因為在自然和我們之間，在我們自己和自己的意識之間，橫隔著一層帷幕”。這層“帷幕”是什麽呢？一是生活的實用功利需要造成對周圍世界觀看的簡單化與表麵化。柏格森說：“我們必須生活，而生活是要求我們從自己的需要出發來把握外物的……生活要求我們隻接受外物功利方麵的印象”，其他印象則被衝淡或模糊了，人們自以為看到、聽到了，實際上所見所聽的，“不過是經過感官的選擇，用來為我的行動服務的”、“浮在表麵上的東西”，“隻是一種實用上的簡單化”。二是實用需要造成的觀察、感受的類化傾向，“對於人無用的差異的方麵，給抹殺了；對於人有用的類似的方麵，則給強調了”，人們認識到的隻是為方便使用而作的“分類”，對“事物的個性或存在的個性”的辨認能力被削弱、鈍化了。類化使“我們並不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不過讀貼在它們上麵的標簽而已”。[2]三是語言的一般化趨向加劇了人們認識的類化，遮蔽了對事物本質生命的透視，“因為詞——除了專有名詞之外——都是指類的。詞隻注意事物最一般的功能和最普遍的方麵，它介於外物和我們自己之間，從而把外物的真相從我們眼前障住”，同時也在我們同我們自己的精神狀態、內在人格、個性和富有獨創性生命之間形成了障礙，“這一方麵，語言已經給我們永久固定下來了。因為在同樣情況下，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即使對於我們個人本身，個性也是我們無從認識的。我們在類型和象征之中轉來轉去”，結果，“我們生活在外物與我們自己的中間地帶，既外於外物，又外於我們自身”。[3]總之，正是人的生活需要和語言造成人的認識的實用化、表麵化、類化傾向，在我們與實在之間築起了一堵牆，蒙上了一道“帷幕”，使我們無法直觀生生不息的綿延和充滿個性的生命之流。而藝術的本質和目的就在於衝破這堵牆、拉開這道“帷幕”，使實在活生生地呈現於我們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