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林斯基在自己的文學批評活動中，對於詩（文學）的分類是非常重視的，他專門寫過一篇《詩歌的分類和分科》，在那裏把詩（文學）分為抒情文學、敘事文學和戲劇文學，而悲劇、喜劇和正劇又構成了戲劇文學。因此，他不僅是從文學類型學意義上來談悲劇和喜劇的，而且也從美學上來談悲劇和喜劇，他曾明確說過："悲劇的因素存在於現實中，所謂生活的肯定中；喜劇的因素存在於具有客觀現實性的幻影中，生活的否定中。在中篇小說、長篇小說、長詩裏麵，都可能有悲劇，在它們裏麵，也可能有喜劇。"[65]
首先，別林斯基把悲劇和喜劇當作對生活的肯定和否定的兩種形式。
在《智慧的痛苦》中，他是從詩（文學）的分類學談起（詩分成三類——抒情的、敘事的和戲劇的；而戲劇詩又分為兩個科：悲劇和喜劇），然後從詩的本質出發把詩分為兩種：肯定的或者現實性的詩，和否定的或者幻影性的詩。前者就是悲劇，後者就是喜劇。[66]
別林斯基作了這樣的論證：因為詩的對象是現實或者現象中的真實，而生活出現了兩個方麵——現實性的或者理性的現實，這是生活的肯定，以及幻影性的現實。這是生活的否定，因此，作為現實的複製的詩也就分為兩方麵，[67]這就是悲劇（肯定的詩）和喜劇（否定的詩）。而且他還把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和《伊凡·伊凡諾維奇和伊凡·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故事》作為兩者的例證，認為"前者描寫生活的肯定，而後者描寫它的否定"。
別林斯基的這種論述，當然明顯地表露出了黑格爾美學的影響，即從實體性的有無來看悲劇和喜劇的本質，但是，由於他堅持了詩（文學）是現實的再現，從而把悲劇和喜劇直接與生活聯係了起來，從而又很自然地超越了文學分類學，而把悲劇和喜劇當作了一種美學範疇來看待。這一方麵包含著現實主義美學的基因；另一方麵也具有素樸的唯物主義因素和自覺的辯證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