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直至蘇聯和我國美學界、批評界20世紀80年代為止，別林斯基主要是一個以文學批評為武器的革命家的形象。如美國批評家雷納·韋勒克就說過："在評判別林斯基時我們應當記住，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已指出的，俄國的文藝批評是十分普遍地探討政治、社會、道德等問題的工具，這主要是由於下述事實：審查製度在對待表麵所謂的書評時不太苛刻。別林斯基是社會的一般批評家，他利用一切機會談論農奴解放、俄國宗族等級製度的迷信和偏見、個人尊嚴、婦女地位、民族性問題。因此他是完全有意識地在其文藝批評中摻雜了與手頭話題隻有略微聯係的內容。"[21]在韋勒克眼裏，別林斯基主要是一位革命的社會批評家，一位借文藝批評鼓吹革命的思想家。然而，在我們看來，長期以來別林斯基作為美學家和批評家，似乎遭到了雙重的誤解和扭曲，他以文學批評為革命工具的一麵被極大限度地誇張了，而他重視藝術的審美本質的一麵卻被視為他文學批評觀點的早期缺陷。這裏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實，別林斯基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學和文學批評作為革命工具的作用，一直是非常重視文學和藝術的審美本質的。不但在早期，而且到了他的思想發展的後期，在反對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時，他仍然十分重視藝術的審美本質。
在別林斯基的早期文學批評生涯中，他就十分重視藝術和文學（詩）的審美本質。他在《文學的幻想》一文中指出，藝術是"用言辭、聲響、線條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寫出來，再現出來"，[22]在此，藝術的審美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他還認為，詩歌作為藝術首先不是道德說教，而應有優雅的審美特質，他指出："我們不向詩人要求道德；可是我們有權要求他在嬉戲的時候保持優雅"。[23]他在肯定藝術應有"表現著社會的自覺"，應"為社會服務"的同時，又強調藝術的獨立性即審美的自律性，指出藝術"不是作為一個為社會而存在的東西，而是作為一個為自己而獨自存在，在自身中具有它的目的和它的原因的東西"，[24]他特別指出，"正像美一樣，詩歌——這美的表達者和獻身者——本身就是目的，除了自身之外沒有任何目的"。[25]換言之，藝術隻是有表達美這唯一的、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充當其他處於藝術的事物的工具或手段。這話與純藝術論與唯美主義似乎很相似，但聯係別林斯基其他論文來看，他並未陷入形式主義，他隻不過更重視藝術自身的審美特質罷了。正如他明確指出的："美是藝術的必不可缺的條件，沒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藝術——這是自然的公理。可是光有美，藝術還是不會得到什麽結果的，特別在我們今天是如此。"[26]就是說，藝術還有為社會服務的另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