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的"心理現實主義"與古典藝術中的現實主義相去甚遠，所以在討論藝術的社會功能問題時，他對於用批判現實主義方法創作小說的作家和藝術家是頗多指責的。例如，他對狄更斯沒有好感，在評論狄更斯寫的小說《我們共同的朋友》時，認為小說裏描繪的各種性格怪誕滑稽，與現實生活毫無聯係；他斥責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隻是"稀軟的布丁"，意即粗俗得提不起來。這樣，盡管他重視藝術與生活的聯係，但隻是葉公好龍而已。在這樣的基礎上討論藝術的社會功能則不免會有不痛不癢的感覺。
詹姆斯明確反對把藝術以某種神秘的方式與道德、娛樂和教育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藝術應當具有娛樂和教育的社會功能，他說："文學應該或是娛樂性的，或是教育性的。"[5]這樣，他對待藝術作品就態度鮮明地要求把它們分為好的和壞的兩部分："壞小說和所有塗鴉的畫布以及糟蹋的大理石一起被掃進一條無人問津的忘川，或世界後窗下一個廣大無邊的垃圾堆，而好小說卻與世長存，放射光芒，激發我們追求至善的願望。"[6]他甚至認為，道德觀念與藝術觀點非常接近，一部藝術作品最深刻的品質將永遠是藝術家腦子包含著真和美成分的那些品質。這樣，詹姆斯十分明確地提出了藝術具有道德教育這樣一種社會功能。然而奇怪的是，他一方麵強調藝術具有教育作用，另一方麵卻否認思想有進步和落後、正確和錯誤之分。同時，他提出藝術家頭腦中真和美的品質可以成為藝術作品中最深刻的品質時，不知是他故意還是在無意之中把善這一進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品質忘記了。這樣，盡管他大談藝術的教育作用，但實際上他恰恰把藝術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麵遺忘了，從而也就架空了藝術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