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弩斯還就文藝所賴以發展的主觀精神因素和客觀的社會因素，以及它的作用進行了探討。[82]
在討論這些問題時，首先要注意到朗吉弩斯特定的處境。當時希臘早已被羅馬共和國所滅亡，他所處身的羅馬帝國推行的是專製鎮壓的強權政治，作為在羅馬謀生的修辭學教師，在政治觀點上不可能直抒己見，否則就要遭到迫害甚至殺身之禍。所以，他有時不得不使用曲筆，甚至作為表麵上是被批判的觀點來表達他自己的觀點。
一 文藝和政治自由
朗吉弩斯借某個哲學家的名義，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當今這個時代固然有些人才，他們極有說服力和政治才能，聰明而又多能，尤其富於文學的感染力，那麽為什麽除了絕少的例外，至今卻沒有出現真正崇高的和極其偉大的天才?以致感歎，“舉世茫茫，眾生芸芸，唯獨無偉大的文學”[83]。
接著他借著人們相信的“老生常談”來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於政治製度，文學的天才同民主政治密切相關。他認為，民主製度是偉大天才的好保姆，有無卓越的文才一般是與民主製度的盛衰相聯係的。因為，隻有自由才能培養有能者的智力，感發他們高尚的希望，隻有自由才能培養彼此競爭的精神和爭取高位的雄心，隻有自由的共和國，才能給人以獎勵，演講家的智力才能不斷得到鍛煉和磨礪，並因此而能促進國家的發展，“當時就與照耀國家大事的自由共放光輝”[84]。這使人想起以往古希臘的光輝的伯裏克利時代。
相比之下，“今日”則不然，從童年起受到的是社會的奴性教育，從小開始心靈就在這種教育中被培養起來，因此從來沒有品嚐過辯才的最美好、最豐富的源泉——自由。結果培養出來的人，“沒有表現什麽天才，隻有諂媚之才”[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