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麵的闡述中可以看到，柏拉圖對傳統的文藝持劇烈的批判態度，但他又高度重視文藝的社會功能。隨著他的哲學觀點的演變以及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前後的觀點有顯著的變化。柏拉圖前期（中期）以《國家篇》為代表，對傳統文藝幾乎持全盤否定態度，“把詩驅逐出理想國”[260]，在晚期的《法篇》中，則在堅持嚴格的檢查製度的前提下，有條件地接受文藝。這一切都以其是否符合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的理想為依歸，即以是否符合他所設定的那種理想城邦的目的為依歸。
一 哲學和詩歌的爭吵
柏拉圖對傳統文藝的社會功能的審察，是從哲學高度出發的。他聲稱，當初之所以主張將詩逐出理想國，不是出於簡單粗暴，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他個人杜撰的，“哲學和詩歌的爭吵是古已有之的”[261]。
的確，古希臘傳統中有些哲學家，對傳統的文學藝術持否定的態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愛利亞學派的先驅塞諾芬尼（約前570—約前470年）和赫拉克利特。
塞諾芬尼從理性的觀點出發，對傳統的宗教和價值觀念，以及風俗習慣等持批判的態度。在其《哀歌》中，強調詩歌要頌揚神明：“首先聰明的人們，必須用神聖的歌詞和純潔的語言頌讚神明。然後奠酒並且祈請神明賜予力量，使人們能夠做得允當（因為懇求這種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個人喝得過量，隻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攙扶回到家門。”[262]但反對頌揚異端的神祇：“不要歌頌提坦諸神、巨人或半人半獸的怪物們的鬥爭，這些都是古代人的虛構，也不要去管那些紛亂的爭吵，這裏麵並沒有什麽平安吉慶。而要時時對神靈崇敬，這才是可貴的事情。”[263]
在《諷刺詩》中，對以荷馬為代表的詩人持劇烈批判觀點。他承認，長期以來荷馬的詩篇對人們有重大持久的影響，“從最初的時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馬學習”[264]。但是荷馬等都是將人間的敗德加到神靈身上：“荷馬和赫西奧德把人間認為是無恥醜行的一切都加在神靈身上：偷盜、**、彼此欺詐。”[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