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中期對話（以《斐多篇》、《會飲篇》、《斐德羅篇》為代表）的美學，主要是憑理性思考的方式，致力於認識美本身，深入理解美的理念。要求美學對於審美對象的認識，不是它們的特殊性，而是它們的普通性，它們的類性，它們的自在自為的本體。他認為真實的東西並不是個別的善的行為，個別的真實的見解，個別的美的人物或美的藝術品，而是善自身、美自身、真自身。美既然應該從它的本質和概念去認識，唯一的途徑是憑借思考的概念作用，無論是一般理念的邏輯的和形而上學的性質，還是美這種特殊的理念，都要通過這種思考的概念作用才能進入思考者的意識。但是，柏拉圖的這種從美的理念或美自身出發的研究方式，很容易變成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因此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那樣，盡管柏拉圖被認為是理念研究的奠基人和引路人，但他的抽象方法已不能使人們感到滿足，“就連在美這個邏輯理念究竟是什麽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因為柏拉圖式的理念是空洞無內容的”[181]。
就是柏拉圖本人，進入其晚期後情況也起了顯著的變化。（1）鑒於其中期的理念論中的理念是與同名可感事物彼此分離的，所以無法解釋雜多的可感事物如何從單一的理念的派生，即無法解釋理念和同名可感事物的結合。所以致力於尋求智慧的柏拉圖，就對這種以分離為特征的理念論，進行了嚴肅認真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也涉及了美的理念。[182]他在《巴門尼德篇》的短短三行（130B3—5）中接連用了三個分離（choris），表明分離有不同含義後，接著就討論到美理念等理念，也同樣具有分離的特征：“此外還有這些，譬如某個自在的正義的理念、美的理念、善的理念，以及類此的一切的理念。”[183]（2）由理念論轉向“通種論”（範疇論）。要是說中期的理念論，由於無法解決理念和同名可感事物的結合，或同名可感事物從理念中的派生，那麽晚期的《智者篇》等則轉向範疇的結合，其中也討論到作為範疇來理解的“美”和“非美”的結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