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經過梭倫（約前638—約前559年）領導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圖（約前600—前527年）實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裏斯提尼（公元前6世紀後期）領導的革命（前509年），最終廢除了貴族在原來氏族社會享有的特權，隨著氏族製度最後殘餘的消滅，牢固地確立了嶄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隸製國家。這一係列變革，大大促進了雅典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與此同時，雅典在對外關係中，積極支持小亞細亞沿岸原希臘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進行的反波斯的鬥爭，在積極介入並領導的希波戰爭中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一 希波戰爭和雅典的興盛
正是在希波戰爭進行過程中，雅典曆史進入“伯裏克利時代”（前461—前429年）。其間，伯裏克利領導雅典繼續實行政治改革，鞏固奴隸主民主專政，加強對以希臘為一方的同盟的財政軍事控製，使它們徹底成為雅典的臣屬和工具。通過武力和外交途徑，阻止波斯西進並結束希波戰爭，全力與斯巴達爭霸，從海上陸上防禦斯巴達及其盟邦對雅典及其盟邦的攻擊。這一切都適應當時以雅典為代表的奴隸製經濟發展趨勢和符合新興奴隸主階級利益。
其間，成立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成為雅典發展海上霸權，建立雅典帝國的工具。特別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庫由提洛移往雅典，於是諸加盟城邦（為數達三百以上）事實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屬國。這些盟邦對雅典納貢、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駐屯的行政軍事長官監督，政治、經濟製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為準。結果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當時的雅典進入了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
希臘和羅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曆史發展”最高的國家。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利克裏時代（伯裏克利時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