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亞非拉等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相繼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殖民地國家獨立之後，既要致力於發展民族經濟，積極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又要重建民族文化，積極從事文化建設，把殖民主義顛倒的曆史糾正過來，把殖民主義扭曲的文化重新確立起來，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文化形態。隨著原殖民地國家在政治上的獨立所產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因此，這些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必須堅決反對西方的（文化）殖民主義，持續不斷地進行文化領域的非殖民化鬥爭，重新構建東方民族的文化身份。
重新構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對東方民族而言是相當必要的。這種必要性不僅是因為文化領域的非殖民化和政治經濟領域相比更持久，因而任務更加艱巨，而且是由於對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身份的確立是更隱性的，因而對於一個民族的身份認同的作用將更大。最為重要的是，對東方民族而言，重新構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可以奪回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從而以自己的話語方式來言說自己的曆史、傳統和文化。重新構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對殖民話語“暴政”的顛覆，是東方民族話語權的一次偉大的“解放”。
重新構建東方民族的文化身份，用賽義德的話來說，就是東方民族的文化反抗。賽義德把東方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形式分為兩種，他稱一種形式為“一線反抗”，亦即“收複領土”的反抗；稱另一種形式為“二線反抗”，亦即“意識形態反抗”，也就是文化反抗。他說：“繼‘一線反抗’，即實際反抗外來入侵時期以來，出現了二線反抗，即意識形態反抗時期，旨在努力重建一個‘被粉碎的社會，挽救和恢複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以抵製殖民製度的各種壓力’。”[57]而文化反抗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消解西方的話語霸權。在福柯那裏，所謂反抗就是被支配者向支配者爭奪話語權的鬥爭。癲狂者、性變態者和罪犯等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他者之所以被視為不正常，並受到歧視，是由於他們沒有掌握話語權。這些受歧視的被支配者總是在奮力爭奪自己應該擁有的話語權，他們在用自己的話語方式不斷地反抗官方話語，以便恢複自己的平等地位。賽義德所說的“東方人的文化反抗”就是福柯意義上的爭奪話語權的反抗。東方殖民地人民被西方殖民者所醜化，是因為西方殖民者壟斷了話語權。話語權在西方殖民者手中，所以，西方殖民者總是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並以他們自己為中心來看待和處理一切。因此，要改變東方殖民地人民被歧視、被貶低的狀況，就必須從西方殖民者手中奪回話語權。如何奪回這一自己應有的話語權？在賽義德看來，爭奪話語權有很多種方法，比如，重新命名山水、重寫宗主國經典、重新占有文化和再現自我的權力、恢複社團組織、意識到自己所屬的民族、在反抗的環境中想象過去、重新收回命名的權力，等等。所謂重新書寫、重新命名，實際上就是重新發現和恢複東方民族文化中過去被帝國主義的種種手段所壓製的東西。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被囚禁的民族語言、民族文化恢複本來麵貌，必須組織並維係社會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