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力的角度來考察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角。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以代表與權力的關係為主線分析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農民由於沒有權力，“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1]俞吾金教授也注意到馬克思考察問題的權力視角，他提出了“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這一新概念。在《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一文中，俞教授把“馬克思的權力詮釋學”的內容歸納為四個方麵，並解釋了馬克思的權力概念以及馬克思權力詮釋學的當代意義。[2]眾所周知，福柯從權力的視角解構主體、分析知識、考察規訓性社會的震撼力和影響力可以說是西方近現代思想史上力度最大的，他不僅影響了同時代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還為其他社會文化思潮提供了思維範式。受福柯權力理論的熏陶，後殖民主義理論也注重從權力的角度來重新解讀東西方之間的文化關係，為我們開拓了理解東西方文化關係的新視野。從權力的角度來分析文化霸權其實也是文化霸權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化霸權中的霸權（hegemony）與權力（power）的英文單詞雖然不同，但霸權與權力具有大致相近的含義。《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1988年版）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1997年版）對霸權（hegemony）一詞的英文解釋都強調了該詞的領導權的含義，中文解釋都有領導權和支配權的含義。在葛蘭西那裏，霸權具有強製和同意兩個方麵的含義。[3]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霸權本身就內在了一個權力問題。基於此，我們認為權力主體是文化殖民的基礎和源泉。西方之所以能對東方實施文化殖民，就在於西方是一個權力主體。這裏所說的權力是一個具有廣闊涵蓋性的概念，它具有不同的形態，這些不同形態的權力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正因為西方具有權力，它才能夠“表述”、“建構”東方。表述、知識與權力具有實質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