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裏夫·德裏克在《中國曆史與東方主義問題》一文中認為，東方主義是關於歐洲中心世界的概念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19世紀的曆史進程中，這種概念化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歐洲處於世界發展的核心和頂尖位置，因此必須要按照歐洲發展的標準在時間和空間上支配世界。依據歐洲中心主義的這一標準，歐洲以外的社會發展不僅相異於歐洲社會發展的同時代模式，而且被歐洲遠遠拋在身後，被置於其後發展階梯的某一台階上。讓歐洲人隱約看見的，不是非歐洲社會作為可選擇的現在，而是歐洲社會發展的某個過去的階段，即人們一般所提到的“我們同時代的祖先的一種理論”。[49]阿裏夫·德裏克的論述向我們表明，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中，文化已經被時間化了。在文化進化的線性時間鏈條中，歐洲或西方代表現在並指向未來，非歐洲則代表過去，“被置於歐洲早已拋在後麵的發展階梯的某一台階上”，歐洲與非歐洲在時間上的關係被表現為曆時性的，而非共時態的。西方與東方、歐洲與非歐洲在時間上存在差異，雙方在時間之間拉開距離。
查克拉巴蒂把這種文化的時間化、文化進化的曆史線性進步觀稱為“過渡敘事”。[50]“過渡敘事”的“理論主體”是歐洲，“過渡敘事”的範疇、概念和敘述都是來源於歐洲的，都是從歐洲的曆史中提煉概括出來的。依據這種“過渡敘事”，先進的歐洲永遠地承擔著曆史前進火車頭的重任，而歐洲地區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則永遠被置於步履蹣跚的後進者的位置。這就建構出了一種“首先在歐洲，然後在他處”的世界曆史時間結構。查克拉巴蒂強調指出，這樣一種“過渡敘事”很容易讓人將其與早些時候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某些言論聯係起來，比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在為自己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時，采用的就是所謂的“從中世紀向現代文明過渡”的這麽一種“過渡敘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