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書”與“曲筆”，是中國史學史上兩種不同的傳統和學風。它們之間的對立，不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著不同的曆史觀點和政治觀點。在唐代史學中，這種情況是非常突出的。劉知幾著《史通》中的《直書》與《曲筆》兩篇，所發的精辟議論，固然是對史學上“直書”與“曲筆”的總結，但也是有感而發，針對唐代史學中的實際情況的。
劉知幾認為：一個史家，若能“仗氣直書，不避強禦”，“肆情奮筆，無所阿容”，定會受到人們的欽佩和紀念，故其“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48]。相反，那些“舞詞弄劄，飾非文過”，“事每憑虛，詞多烏有”，“用舍由乎筆端”，采取種種方法“曲筆”作史的人，實在不配稱為史家，而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49]。他稱頌“直書”，鄙夷“曲筆”，好惡褒貶，躍然紙上。
劉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他“三為史臣，再入東觀”[50]，長期擔任史職，兼修國史，可算是名位顯赫了。然而，他卻一度要求辭去史職，決心從事私人著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51]他終因“病長官多，意尚不一”，“乃奏記求罷去”[52]。可見對於一個正直的史家來說，還有比名位更重要的東西：曆史學家的氣節。從劉知幾的史學活動及其在宦途上的經曆，我們也窺見到在唐代史學領域中“直書”與“曲筆”的鬥爭。因此，了解唐代史學中“直書”與“曲筆”對立、鬥爭的某些具體情況，將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和總結中國史學史上這一規律性的現象。
唐代，是中國史學領域果實累累、大放異彩的時期，其成就是極為可觀的。但是，曲筆作史者往往亦不乏其人，從而在唐代史學上投下重重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