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史家還寫出了許多當代民族史著作，但它們多是以皇朝史或“國史”的形式出現的。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和魏收的《魏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隻有節本和輯佚本流傳，已不可窺其全貌了。《魏書》在這方麵的成就已如前述，但它在民族史記述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還記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鮮卑族的曆史，記述了鮮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曆史，涉及東北、西北、西域、北方許多民族，顯示出在民族史記述上的開闊視野。它在反映這個時期北部中國諸民族的重新組合和融合方麵，是具有總結性的著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家的民族史記述，還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書撰述中。如上麵講到的《華陽國誌》，它關於西南民族史的記述很豐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記載了三十多個少數民族或部落的名稱和分布，而且對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蠻”）、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曆史、傳說、風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關係，作了較多的敘述，有很多記載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見的。還有一些記載，如果對其作深入的研究，可能對說明有關民族的族源、遷徙曆史，提供有價值的線索和根據[61]。《隋書·經籍誌》史部地理類小序引《周官》之意，說：“夏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這是強調了地理書中關於民族情況的記載。又說到晉摯虞所著《畿服經》，齊時陸澄所著《地理書》，任昉所著《地記》以及陳時顧野王所作《輿地誌》。這幾部大書都已佚亡，但從其所記載中，可以得知它們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麵的記述的。此外，如周處的《風土記》、盛弘之的《荊州記》、譙周的《三巴記》、常寬的《蜀誌》（《蜀後誌》）等，雖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