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製體通史，裴潾《通選》是文征體通史。《通典》是現存典製體史書中影響極大、價值很高的書，《通選》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約二十歲開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過許多職務，以擔任淮南節度使的時間最長，晚年出任宰相，曆德、順、憲三朝，在仕途上度過近六十個年頭。《通典》一書，始撰於唐代宗大曆之初（766年），成書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前後用了三十六年的時間。全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列有細目；上限始於黃帝，下限止於唐玄宗天寶末年及肅宗、代宗年間，有的史事截止於成書前數年，可謂體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學的最高成就。
關於《通典》一書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專文論述[34]，此不贅述。這裏，我想對有關《通典》一書之淵源的傳統看法提出一點辯難，為的是要獲得對於這部典製體通史的比較接近正確的認識。關於這書，《舊唐書·杜佑傳》是這樣說的：
（杜佑）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
《新唐書·杜佑傳》所記與此略同。這裏的記載，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懷疑的。
第一，劉秩《政典》果真有這麽大的社會影響嗎？《新唐書·劉子玄傳》附《劉秩傳》卻有另外一種說法：“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壓其兵，（劉）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見其書，以比劉更生。”這裏說的“房見其書，以比劉更生”，從劉秩與房琯的關係來看，從《漢書·劉向傳》所記劉向（更生）行事來看，也證明後一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而前一種說法是失實的[35]。可見，兩《唐書·杜佑傳》所記房琯讚揚《政典》的話原是張冠李戴；既如此，所謂《政典》“大為時賢稱賞”雲雲，當然也就很值得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