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特別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著意於通史的撰述，這是曆史時代的要求，也是史學發展的趨勢。
從曆史時代的要求來看，隋唐統一的政治局麵，尤其是唐皇朝的統一政治局麵，帶來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這就賦予當時的史學家一種比他們前輩更大的氣魄和胸懷，使他們能夠把自己的視野投向遙遠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曆史進程。李大師的“編年以備南北”的撰述思想，無疑是隋唐統一政治局麵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壽纂南朝四史為一史、北朝四史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隻有在統一的局麵下才能產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經群史，上自遠古，下至當世，分門別類，舉其始終，曆代典章製度及群士論議，條分縷析，一一備載。此種宏大氣魄，不能不跟統一的唐皇朝的曆史和現實有密切的關聯。誠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詔書中說的那樣：“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曆代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命。”[45]白居易的話，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曆史時代對史學家的要求，這個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識”，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曆史時代的要求還表現在它向史學家提出了現實問題，需要史學家做出回答。唐代中葉以後，社會急劇動**，唐皇朝的“盛世”已經結束。怎樣醫治社會的瘡痍？怎樣複興人們記憶中的“盛世”？於是，詩人在詠歎和呼號，思想家在思考和論證，政治家在謀求改革，而史學家也必須對曆史和現實做出總結和說明。正因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諸人事，將施有政”[46]為其宗旨，以“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47]為撰述上的具體要求，以達到“經邦”、“致用”[48]的目的。同樣，馬總撰《通曆》，敘曆代“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臣賢否”；姚康撰《統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49]，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