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的曆史編纂思想與“八書”相比，有幾個明顯的特點。這從二者的史論中，反映得很突出。概括說來，它們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為“二史”史論的去諛、補實、主通這三個特點。
首先說去諛。“八書”當中，《宋書》、《南齊書》、《魏書》的史論多有諛辭，這跟它們的作者及撰述的環境自有一定的關係。“二史”撰於唐初，去宋、齊、北魏已久，故對以上三部史書之史論中的諛辭，有一定的刪削。例如，《宋書·武帝紀》後論為了“證明”劉宋代晉比魏、晉的立國更加“合理”，它這樣寫道：“魏武直以兵威服眾，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藉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下文還說：宋高祖（武帝）劉裕“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李延壽顯然是不滿意這些看法的，所以他在《南史·宋本紀上》後論中刪去了這些話。又如，《南齊書》作者蕭子顯為了說明蕭道成所建立的齊皇朝是順天應人而非得之於武力，跟漢、魏、晉、宋都有所不同，他在《南齊書·高帝紀下》後論中寫道：“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鹹皆一時推雄，卒開鼎祚。”這就是說漢、魏、晉、宋等朝之“有天下”，都是憑武力“取之”，還不能做到如同聖人之有天下，是德之所至，“受之”而已。而蕭道成之有天下，則近於聖人了：“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他認為，蕭道成本無心於做皇帝，而其所以做了皇帝，建立齊朝，是其知天命而不得不如此的。蕭子顯是蕭道成的孫子，他在梁朝時撰《南齊書》是得到梁武帝讚同的，而梁武帝在齊朝也處於宗室的地位，所以蕭子顯才放著膽子大肆美化蕭道成，寫了這麽多諛辭。對此，李延壽是不以為然的，他在《南史·齊本紀上》後論中刪去了這些過分渲染的諛辭。“二史”對“八書”史論的去諛，不限於帝紀，在列傳中也有反映。如《魏書·爾朱榮傳》後論在羅列爾朱榮的“功績”後寫道：“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這裏，《魏書》作者魏收是借用了曹操的自我評價來評價爾朱榮的[102]。《北史·爾朱榮傳》後論刪去了這幾句話，以示其不讚成以爾朱榮比擬曹操的論點。《魏書·爾朱榮傳》後論針對爾朱榮終被孝莊帝所殺一事，不無惋惜之意，說他是“末跡見猜”，又把他同漢初名將韓信的結局相提並論。李延壽則將“末跡見猜”改為“末跡凶忍”，認為他的被殺實由於此，同時刪去了以爾朱榮同韓信相比附的文字，等等。以往的研究者隻注意到“二史”對“八書”史文的刪節，很少注意到其對原書史論的刪節。從以上所舉數例，可以看出：李延壽對原書史論的刪節，並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刪繁就簡，而是包含著對曆史人物評價上有不完全同於原書的地方，既有評價分寸上的差別，又有曆史觀點上的異趣。從這些差別和異趣中，進而深究原書的史論，固然也各有成就，然好為諛辭當是一個通病。李延壽正是敏銳地看到了《宋書》、《南齊書》、《魏書》的這一通病，故把去諛作為他刪節原書史論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