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隻有紀、傳而沒有誌。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詔褚遂良監修《五代史誌》，當時亦稱“《隋書》十誌”[80]。永徽元年（650年），高宗複命令狐德棻監修。首尾十四年，至顯慶元年（656年）成書，由長孫無忌奏進。參與撰述的有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五代史誌》包括十篇共三十卷，其誌目、卷帙、編次如下表：
《五代史誌》綜敘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製度，與“五代史”紀傳相配合。當時亦稱《隋誌》，故敘隋朝典製獨不稱朝代名而詳記其年號。在史學發展史上，《五代史誌》是自《史記》八書、《漢書》十誌以來最重要的史誌著作。首先，它綜合並囊括了除前史符瑞誌以外的全部內容，是“正史”書誌撰述以來的一次總結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對於天道、人事在認識上的邏輯發展。《五代史誌》前五誌即禮儀、音樂、律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為中心，講尊天敬神、天人感應，強調天禮、地禮、人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81]。這是為君權神授和現實的上下長幼之序製造理論根據和神秘的幕紗。這五誌中也包含了一些社會史內容和科學史資料，但都籠罩上一層神秘主義的幽光。跟這個認識體係相對應的是它的後五誌，即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誌，它們以人事為中心，記述了五個朝代的經濟製度、法律製度、官吏製度、區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曆代典籍的存亡及學術流變。這是按經濟、政治、文化的邏輯建立起來的又一個認識體係。這個認識體係雖然還不能完全擺脫“天道”的影響，但在具體闡述上已經把天道撇在一邊而著重於人事的分析。這種還不得不講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別開來看待的曆史認識，在曆史觀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跟五代史中的帝紀多載“受命”詔策，而在有關列傳中則寫出皇權更迭的殘酷真相，實有異曲同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