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史論的價值，一方麵表現為對曆史有深刻的見解，另一方麵表現為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同時，《隋書》史論還頗具當時統治者言論的一些特色。這是因為：第一，唐朝的封建統一政權是隋朝封建統一政權的直接繼承和發展，沒有隋朝，就沒有唐朝。因此，唐初統治者對隋朝的統一大業，是極為推崇的，稱讚隋文帝順乎潮流，“乘茲機運，遂遷周鼎”，“劬勞日昃，經營四方”，致使“金陵失險”、“單於款塞”，出現了“《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鹹受正朔”[56]的統一局麵，對隋文帝在統一事業中的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第二，唐初統治者對於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異常欽慕的，認為：隋文帝時，“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鹹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57]。第三，一個“甲兵強盛”、“風行萬裏”的隋皇朝，為何在很短的時間內，竟然“率土分崩”、“子孫殄滅”了呢？這樣觸目驚心的現實，不能不引起唐初統治者的警惕和深思。可見，撰述隋朝曆史，對於唐朝統治者來說，有著切身的利害關係，有許多引為鑒戒的曆史經驗教訓。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乃令“秘書監魏徵修隋史”[58]，魏徵就做了《隋書》的主編。《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記：“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從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可見，魏徵不僅主編《隋書》，而且還撰寫了《隋書》的序、論[59]。
魏徵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與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密切關係，是唐太宗統治集團的主要謀劃人物和決策人物之一。《隋書》史論，不僅反映了以魏徵為代表的一批諫官、元臣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統治集團的政治思想和曆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