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國子祭酒、監修國史，於史學頗多貢獻，稱得上是唐代史學的開山。其地位十分重要，故稍作詳細敘述。他的主要貢獻是：
第一，首議購募遺書。令狐德棻是宜州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青年時期的令狐德棻勤奮好學，“博涉經史，早知名”，隋煬帝大業末年，他曾經得到一次入仕的機會。但是，他卻“以世亂不就職”。可見令狐德棻在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有政治主見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三十五歲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為起居舍人，很受李淵的重視。武德五年（622年），他又當了秘書丞。這期間，他做了一件奏請購募遺書的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第二，參與唐初八史的修撰。令狐德棻的史學活動深深地影響著這一時期的史學。所謂“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這正是對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學上的地位之極其中肯的評價。因為：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個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諸史的建議的史學家。
——“總知類會”五代史的修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複命諸大臣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秘書監魏徵撰隋史，尚書左仆射房玄齡與魏徵總監諸代史。在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發揮了他在史學上的才能，促進了修史工作的順利進行。根據唐太宗的指示，他不僅修周史，而且還負責“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這是他開創唐初修史之源的一個重要方麵。
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較，在工作上有幾點共同之處：一是由房玄齡、魏徵“總監諸代史”，負總的責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總知類會”的工作，協調諸史的內容和體例；三是發揮了李百藥、姚思廉這兩位具有家學傳統的史學家的作用，使他們得以在其先輩工作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有關史書的撰述。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修史工作的迅速進行。貞觀六年（632年），令狐德棻遷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貞觀十年（636年），梁、陳、齊、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