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與唐朝，統治集團的曆史意識進一步增強了，這在曆史撰述和曆史思想上都有明顯的表現。如前所述，隋文帝在撰史方麵首先過問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命魏澹“別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書》“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隋文帝“覽而善之”[37]。這是通過改撰魏史，為西魏、北周爭得合理地位，而最終是為隋朝爭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麵過問的另一件事情，是在開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詔書：“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38]這表明皇家壟斷“撰集國史、臧否人物”的決心，魏晉南北朝以來私人修史的勢頭受到了扼製。這是中央集權的重建和強化在修史方麵最直接的反映。
“《漢書》學”的興盛，從另一個方麵反映出隋朝統治者曆史意識的強化。因此，關於《漢書》的著作，“為當時所貴”，“甚為貴遊所禮”[39]。像這樣的盛況，在經學史、佛學史上並不鮮見，在史學史上卻是空前的。《漢書》因具有皇朝史典範的性質而有此殊榮，而“《漢書》學”出現如此盛況，自是統治集團提倡的結果。
總的說來，正統觀念、壟斷修史、推崇《漢書》，這種曆史意識的強化，都是反映了政治統治上的要求。在這方麵，唐初統治者比隋朝統治者要高明得多。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據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詔書指出：史官的職責是“考論得失，究盡變通”，史學應起到“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的作用。魏、齊、周、隋、梁、陳六代都“自命正朔”，“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諸史未備，令人惋惜。詔書對撰述六代史提出了總的要求：“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40]這道詔書，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氣度：他是激烈的政治鬥爭的勝利者，但他並沒有去指斥前朝的錯誤，而是充分肯定它們的曆史地位。他重視周、隋的曆史，但也沒有排斥梁、陳。詔書顯示出他對於史學工作有一種開闊的視野，這對唐代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次修史工作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它卻為唐初修撰前代史確定了宏大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