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馬、班齊名，《史》、《漢》同輝，讚譽者蜂起，仿效者不絕。其實，《史》、《漢》的命運畢竟還是不完全一樣的。隋唐之際，《漢書》研究成為顯學，而《史記》研究卻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際《漢書》學的興盛，突出地表現在湧現了一批專治《漢書》的學者。
隋朝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20]。當然，超過“漢聖”的人還是有的。學者楊汪曾經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隋煬帝時，楊汪任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21]。煬帝時期有一個光祿大夫於仲文，曾參掌文選事，亦撰成《漢書刊繁》三十卷。隋朝《漢書》學的泰鬥，還應算是蕭該和包愷。煬帝大業中，蕭、包二人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可謂盛況空前。史稱：“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22]
關於蕭該，據《隋書·蕭該傳》記，隋文帝時，他被“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鹹為當時所貴”。蕭該的《漢書音義》，看來也是屬於發憤之作。關於包愷，是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包愷的《漢書》學知識，主要來源於王仲通。蕭、包教授《漢書》，弟子數千，門庭若市，堪稱隋朝《漢書》學的魁首。
唐初，《漢書》學繼續發展。唐高祖時，曾任廉州刺史與鄂州刺史的顏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成為唐代《漢書》學的開山。顏遊秦是著名學者顏師古的叔父，所撰《漢書決疑》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顏師古注《漢書》，是在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時（太子）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23]。顏師古注《漢書》，用力至深，“時人謂杜征南（杜預）、顏秘書（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24]，極為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