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發展的重大變局
一、關於私人撰寫國史的禁令和隋朝修史的失誤
在隋朝與唐朝初年的五六十年中，中國史學曾經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局，即隋朝修史的失誤和唐初史學的興盛。它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經驗教訓。這裏，我們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有隋一代，在史學上沒有產生輝煌的著作，未能造就出有較大影響的史家。這是什麽原因呢？是因為隋皇朝在曆史上隻存在三十多年就滅亡了，因而不可能在史學上有什麽成就嗎？不然。在曆史上存在時間較短的皇朝，也並非都不能產生有影響的史家和史書。例如，西晉（265—316年）時陳壽撰《三國誌》，為著名的“前四史”之一；魏收著《魏書》於北齊（550—577年）；南朝宋、齊、梁、陳，“運祚”都不長，史學上也頗有成就[1]，而以裴鬆之《〈三國誌〉注》、範曄《後漢書》、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價值尤高；五代時期，僅在曆史上存在十一個年頭的後晉（936—946年），也出現了《舊唐書》這樣的鴻篇巨製，等等。可見，隋代史學上缺少重大成就，固然與其“短祚”有關，但其在修史上的一係列失誤卻是更重要的原因。揭示這些原因，對於說明隋代史學狀況是必要的。
隋文帝初年，為加強對史學的控製，乃“製禁私撰國史”，違者，嚴懲不貸。如著作郎王劭因母憂去職，在家著《齊史》而被人告發，隋文帝“遣使收其書”[2]。因為王劭得到文帝好感，才幸免於罪。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曾明確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3]。這表明，隋皇朝不僅要壟斷修史，而且還要壟斷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於是，撰寫史書和評論人物都成了“禁區”。私人撰史，已成畏途，史學發展不能不受到嚴重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