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魏書》的評價，曆來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隋唐之際，人們對《魏書》有過不少評論。隋文帝時，“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所以命魏澹“別成魏史”。這裏說的“褒貶失實”，指的是魏收《魏書》以東魏為正統。因此，魏澹《魏書》則以西魏為正統，“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並《目錄》，合九十二卷”[185]。恭帝是西魏最後一個皇帝。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魏澹在隋朝撰《魏書》，以西魏為正統，這是必然的。北齊承東魏，因此魏收在北齊撰《魏書》，以東魏為正統，這也是必然的。一般地說，在這兩者之間，很難以哪一個皇朝為正統來確定其是否“褒貶失實”的。
唐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撰前代史的建議[186]。次年，唐高祖李淵命蕭瑀等修撰六代史，而以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主持魏史的修撰[187]，但這次修史工作並沒有取得什麽成果。貞觀三年（629年），當唐太宗再次提出修撰前代史時，“眾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不複修”，最後隻就修撰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作了安排[188]。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說的魏收、魏澹二家《魏書》“已為詳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看法，而是“眾議”的結果。七年以後，即貞觀十年（636年），李百藥在《北齊書》中對魏收及其《魏書》的評價，跟這次“眾議”顯然是不一致的。李百藥對“穢史”說的渲染和支持，給後人在評價《魏書》上造成了混亂，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唐初史學家中，李延壽是極力推崇魏收及其所撰《魏書》的。他的看法，寫在《北史·魏收傳》的後論裏。他這樣寫道：“伯起（按：魏收字伯起）……學博今古，才極從（縱）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悅），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鬆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刑，（李）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李延壽的這個評價，包含了四個方麵的意思：（一）高度讚揚魏收的才學，雖不免有些誇張，但大致上還是符合事實的。（二）充分肯定了《魏書》在文字表述、材料編纂和史事評論方麵的成就，說它“追蹤班、馬”恐有些過分，但基本格調卻跟《北齊書·魏收傳》的評價大相異趣。（三）指出魏收受到指摘的原因是“意存實錄，好抵陰私”；“意存實錄”是好的，“好抵陰私”的方法卻不對，所謂“不平之議”便是由此而引起的。這跟李百藥的說法也迥然不同。（四）批評魏收依仗權勢，對《魏書》的指摘者施以“**刑”，這是魏收“失德”之處。李延壽的這個評價，未必全然中肯，但他的這個評價的重要性卻是不可忽視的。這不僅僅是他曾參加唐初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工作，於唐初史家對《魏書》的看法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撰寫《南史》和《北史》的過程中，對有關的南、北諸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看法自非一般印象，而是從反複比較中得到的結論。還有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即李延壽和李百藥是同時代人，他對魏收及其所撰《魏書》的這個評價，實際上暗含著對李百藥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的批評。劉知幾以及劉攽、劉恕等在評價魏收及其《魏書》時，接受了李百藥的論點，而沒有考慮到李延壽的這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