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的誌在文字的分量上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而在價值上更有超出本書紀、傳之處，是司馬彪《續漢書》八誌之後的重要著作。其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第一，接續前史之誌。八誌中的《律曆》、《禮》、《天文》、《五行》、《州郡》等誌，都是從曹魏講起，是《宋書》誌的創始者何承天“以續司馬彪《漢誌》”的主旨；《樂》從秦漢講起，《符瑞》敘自上古，《百官》通敘秦漢魏晉至宋官製沿革流變。何承天、沈約撰誌中的這種接續前史、貫通古今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宋書》誌仰包曹魏、囊括兩晉，彌補了陳壽《三國誌》無誌的缺憾和當時諸家晉史尚無定本的不足，在史學上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劉知幾《史通·斷限》篇批評它失於斷限，是未察撰者深意。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餘嘉錫進而指出這是“史家之良規”，“理固宜然”[170]。
第二，概述誌的曆史與理論。《宋書》誌之首有一篇《誌序》，概述誌的源流和本書各誌的緣起，反映了6世紀初中國史家對於製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論認識，是一篇難得的作品。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關於誌的曆史論綱。如：
——論誌的起源。它寫道：
司馬遷製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誌。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