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國誌》在曆史編纂上的特點
《三國誌》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兼記魏、蜀、吳三國史事的著作，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大幸事。著者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師事著名學者譙周，在蜀國官至散騎黃門侍郎，入晉任著作郎、治書侍禦史。太康元年（280年）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撰《三國誌》，約經十年，撰成全書六十五卷，“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124]。陳壽撰《三國誌》與司馬彪撰《續漢書》大致同時，但他比司馬彪早卒約十年。他們是西晉最有成就的兩位史家。
《三國誌》記事，起於東漢靈帝光和末年（184年）黃巾起義，訖於西晉滅吳（280年），不僅僅限於三國時期（220—280年）的史事，故與《後漢書》在內容上頗有交叉。
從《三國誌》看陳壽的史才，首先是他對三國時期的曆史有一個認識上的全局考慮和編撰上的恰當處置[125]。三國鼎立局麵的形成，三國之間和戰的展開，以及蜀滅於魏、魏之為晉所取代和吳滅於晉的鬥爭結局，都是在紛亂複雜中從容不迫地敘述出來。在編撰的體例上，陳壽以魏主為帝紀，總攬三國全局史事；以蜀、吳二主史事傳名而紀實，既與全書協調，又顯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這種體例上的統一性和獨立性，也反映在著者對三國創立者的稱謂上：對曹操，在《魏書》中稱太祖（曹操迎獻帝至許昌後稱公、魏公、魏王），在《蜀書》、《吳書》中稱曹公；對劉備，在《蜀書》中稱先主，在《魏書》、《吳書》中均稱名；對孫權，在全書中一概稱名。此外，在紀年上，著者雖在魏、蜀、吳三書中各以本國年號紀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國紀年貫穿三國，如記蜀後主劉禪繼位、改元時書曰“是歲魏黃初四年也”[126]，記孫亮繼位、改元時書曰“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127]。這些都表明陳壽對於三國史事的總攬全局的器識和在表述上的精心處置。他以一部紀傳體史書兼記同時存在的三個皇朝的曆史，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