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撰《三國誌》，除了他對魏、蜀、吳的曆史有一個總攬全局的器識以及於分裂中仍不失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見識外，其曆史思想在《三國誌》中還有另外幾個方麵的突出反映。這就是關於“神明”和“天命”及其與人們的現實命運的關係，關於曆史形勢及其與人們的實際活動的關係，關於政治製度與曆史前途的關係，關於形形色色的曆史人物評價等。
陳壽對於“神明”和“天命”，是采取淡化的態度。他沒有直接表明“神明”和“天命”的作用。陳壽記劉焉聽信“究極圖讖”的董扶所言“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乃“意更在益”，到了益州後，“務行寬惠，陰圖異計”，並“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其意漸盛，但終究不免於失敗。針對劉焉的結局，陳壽評論說：“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144]陳壽說“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說明他沒有否定“神明”和“天命”的存在，但他對散布圖讖之言和相信董扶妄人的劉焉持明確批判的態度，說明他是把觀察形勢、時變的重心放在人事方麵。他正是通過這種批評，揭示劉焉在政治上的能力與他的政治打算相去甚遠。
盡管如此，陳壽的曆史思想中還是多少存在著宿命論的成分。如他寫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橋玄對曹操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145]橋玄如何判斷出“天下將亂？”即使他善於觀察形勢，他又怎麽能判斷出“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就不免在宣揚一種神秘論了。又如他寫劉備，說是其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又說劉備“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又借劉元起的口說：“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146]所記“往來者”語、劉備語、劉元起語，也都具有神秘的色彩。這雖不是宣揚“神明”與“天命”，但還是會給從人事出發的思想罩上一層陰影。陳壽曆史思想的矛盾性就在這些地方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