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後漢書》史論的開篇，是《光武帝紀》的後論，他這樣寫道：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雲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雲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禦天哉！[120]
讀了這一篇《光武帝紀》後論，再對照前麵所引證的範曄關於對自己所撰史論的評價，人們不禁會啞然失笑，認為這是極其荒唐的事情。在這篇後論裏，範曄為了說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禦天哉”，他一連列舉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長所語、方士夏賀良上言、望氣者蘇伯阿之歎、道士西門君惠和李守的預言等。可以說，一切可以用來說明“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場。對於一個確信“死者神滅”、“天下決無佛鬼”的史家來說，這篇史論無疑是一堆荒誕之詞。
誠然，這或許就是一個史家在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局限的一種反映。南北朝時期，史家著史，凡論及改朝換代之君，都要表明他有異於常人之處。如《南齊書·高帝紀》說蕭道成“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121]；《梁書·武帝本紀》稱，梁武帝蕭衍“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122]；《陳書·高祖本紀》也說，陳高祖陳霸先既長，“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嚐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123]。這些記載，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荒誕成分，也都是為開國之君編織神秘的外衣。其中，《梁書》、《陳書》作者姚思廉雖是唐初人，這兩部書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但姚思廉是繼承了其父姚察的事業，思想上和撰述上都深受其父的影響，自然保留著南朝史家的遺風。至於北朝史家，我們從北齊人魏收所著《魏書》裏的《序紀》、《太祖紀》中，可以讀到有關類似說法的荒唐故事。可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是南北朝時期一些史家之庸俗性的通病，而範曄亦未能免俗，故有此不倫不類的史論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