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的史學思想，最重要的兩個方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是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二是關於“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對於前者，所討論甚少，本書特提出來加以闡發。對於後者，屢屢有論者提到[98]，有的論者也有一定的論述，頗多啟發，有的論者則未予以展開。本書意在發展、豐富已有的陳說，時亦提出新的認識，把這一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對於範曄的曆史思想，作者擬另撰專論，本文一般不予涉及。
這裏，首先討論關於“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問題。
範曄在“自序”中突出地寫了他關於“意”與“文”的認識，他說：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嚐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對於這一段話的理解，論者往往把它局限在關於“文”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比較狹隘的理解。其實古時文史不分，後來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聯係。劉勰《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也有《史傳》篇專論史學。《昭明文選》“選”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論”專卷[99]。劉知幾《史通》是史學批評著作，但它反複強調“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100]。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更是兼論文與史的理論著作。這樣來看，則對於範曄所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是不應當理解得太狹隘，而要把它同作為史學家的範曄聯係起來進行考察，庶可得其真諦。要之，這是認識範曄史學思想及《後漢書》有關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