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對於自己所作的史論，十分自信。他自我評價說：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誌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還認為：“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68]一個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負地來評論自己的史論，在中國史學上實屬罕見。
範曄這裏提到的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範曄在史學上明確地提出“著述及評論”這樣的概念，把“著述”與“評論”並列地提出來，這是第一次，顯示出他對於“評論”的重視。二是作為皇朝史來說，《漢書》在當時“最有高名”，影響甚大，範曄著史撰論，都以其為參照，為“比方”。三是賈誼的《過秦論》是範曄心目中史論的典範，故以其自況。
近年來，關於範曄史論的研究，屢有論文麵世[69]，讀者可做參考。本書所論，或有異同，祈望讀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對於範曄的這種自我評價，後人有種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嘲笑。宋人洪邁評論說：“……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70]
第二種看法是寬容。宋人葉適認為：“範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71]盡管葉適認為範曄“見識有限”，但對範曄所撰的序論、讚語及自我評價，都視為當時文風所致，不應引為以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