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北分隔”到“胡越一家”
從史學和政治的關係來看，國家的統一，必然要求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曆史著作。從史學和曆史的關係來看，隨著曆史的發展，史學家對曆史的認識也在不斷地發展，因而史學家對反映曆史的史書也要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而這種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的提出，從終極的原因來說，它無疑是曆史發展的產物；但從史學家的直接動因來說，它往往是史學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政治局麵的反映。因此，史學家的一種曆史觀點的提出，是必然要受到一定的曆史環境的製約的，尤其要受到一定曆史環境下的一定政治要求的影響的。我在上麵所引用的劉知幾的“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的說法，以及他認為史學家應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政治形勢重新看待曆史和撰寫史書的見解[41]，正是史學和政治、史學和曆史這種關係在史學家認識上的反映。
傾向統一，是李大師、李延壽父子共同的思想，這是他們撰述南朝史的指導思想。從總的方麵來看，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大致是相同的；但從具體的政治條件來看，李延壽卻有著遠遠優越於他父親所處的政治條件。這就決定了李延壽一方麵是繼承了李大師的曆史思想，另一方麵又有可能發展李大師的曆史思想。在這裏，社會的影響又賦予家學的傳統以新的內容、新的活力。因此，在介紹《南史》、《北史》傾向統一的曆史思想之前，我想先講一點跟李延壽所處的政治環境有關的事情，這對認識《南史》、《北史》傾向統一的曆史思想或許是會有幫助的。
李延壽的整個政治生涯和治史道路，幾乎都是和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相始終的。因此，可以用來說明李延壽所處的政治環境的史實自然是很多的。這裏，隻舉出在唐太宗貞觀年間的不同時期的兩件事情來說明這個問題。